永远的郑学才老师

永远的郑学才老师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献给我的英文教师郑学才先生


 


北京市崇文区教育研修学院  吴琳


 


200093日,北京小庄医院,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告别室,郑老师安详地躺在那里,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。


告别仪式极其简朴,我献上的那篮插满白色百合与黄色玫瑰的花篮,就安放在他的身旁,成了他带走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。百合的幽香萦绕着他仅剩60斤重的小小的躯体,花篮中那一枝火红的天堂鸟,就像他不朽的灵魂,展开翅膀,即将飞到另一个世界去。


由于郑老师年事已高,退休已十年有余,身边早没有了被高考学生包围的那种门庭若市的热闹。抑或是年迈的师母不想惊动更多的人,尽管郑老师一生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,可在送别的20几人中,我却是唯一的一个。


郑老师信奉天主教,前来送行的大都是他的教友。人们一个个从他的遗体旁走过,在胸前划着十字,灵堂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。想到再也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声音,再也收不到他寄来的用英文写给我的信,想到20多年来他对我时时刻刻的关怀与期盼,想到早上出门时,爸爸妈妈老泪纵横地对我说“替我们给郑老师多烧几张纸……”我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,丢掉所有的矜持与风度,奔到他的灵柩前泣不成声。他睡得太沉了,但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,知道他的学生——20年前只教过她一年英文,却影响了她的一生的学生,来为他送行了。


“这些百合花是您最喜欢的,本想在教师节送给您的……每年您都等着我。还有一个星期,为什么您就走了?学生迟了……”在他的灵前,我记不得自己还说了些什么话。


 


1977年冬,我随父母从“三线”回到北京,在市郊的一所农村中学读书。当时,在这所中学任教的老师,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住城里或外省的“右派”。他们个个学富五车,才华横溢。由于交通不便,他们中的很多人平时就住在学校里。郑学才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
郑老师50来岁,是我们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。他身材矮小,面色黝黑,一口流利的英文,说中国话时略带一点湖南口音。


记得他教我们的第一句英语是“Good morning , teacher!”(老师,早上好)。当时,很多同学记不住发音,就用中国字在书上作标注。一个同学在“Good morning”下面写了“狗头猫眼”四个字,被郑老师发现了。他先是愁眉苦脸地对大家说:“难道我是这个样子吗?”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。接着他讲了很多用汉字标注读音的坏处,随后,他教我们认识国际音标,用国际音标来准确拼读单词。当时的教材里面并没有国际音标,全是郑老师自己补充的。那以后,每周两节英语课,他都会教我们认识一些音标。不久,我们就可以在英汉辞典的帮助下,自己读好一篇课文了。


与郑老师的进一步交往是从我担任英语课代表开始的。


我从小对语言有种天生的敏感。听妈妈说,一岁半的时候我就能背诵毛主席的诗《咏梅》,而很多同龄的小朋友还不会开口说话呢。我喜欢读课外书,多次摘取学校朗诵比赛、作文比赛的桂冠,是学校广播站的女声播音员。长长的一篇英语课文,我也能一字不错地、一口气读下来。初一年级有8个班,一天早上,郑老师带着我,到每个班走了一趟,让我把最难读的一篇课文读给同学们听。那时,我心里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与激动,对学习英语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那以后不久,便被同学们选为英语课代表。


一天,郑老师告诉我,如果愿意,我可以参加他的课外学习小组,每天早上提前40分钟到校。


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,每天一大早起床,步行两里路赶到学校,天还黑着。而郑老师的宿舍已经亮了灯,他已早早等在那里了。学习小组共8人,都是各班的英语课代表。郑老师要给我们吃点“小锅饭”。他教我们学习《广播英语初级班》教材,先让我们根据音标,把新单词自己拼读一遍,再从语音到语法详尽地讲解,甚至让我们一句一句地跟着他读课文。


那时,少年不经世事的我,从来没有想过郑老师为什么要那样做。甚至20几年后,和父母回忆起那段往事,他们也弄不明白。因为当时,我们没给学校多交过一分钱,甚至连一颗糖果也不曾给郑老师送过。


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。那一年,随着国家恢复高考,城市里开办重点中学,“右派”老师被“摘掉了帽子”,纷纷调离这所农村学校。仅一个学期,学校里人走楼空,英语课也被迫取消了。因为郑老师被调到一所重点学校——日坛中学,担任高中英语教研组长。


那以后,在学生时代,我便再没有上过英语课了。然而,我深感庆幸的是,在与郑老师相处的短短的一年里,他却给了我受用一生的自学能力,我因此得以跟着广播电台,读完了《广播英语中级班》直至高级班的所有课程。


在没有英语课的日子里,维系我自学的力量,便是郑老师每周一封必来的信。那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,随着我学习水平的提高,他不断增加信的难度。有时,为了读懂他的信,我不得不去翻字典。他也要求我用英文回他的信。我的每一封信他都用红笔详细地批改过再寄还给我。有时,信中还加着一张日坛中学的考试卷,他限我在指定时间做好后再寄还给他,并像报纸上举办作品大赛那样,注明“以邮戳为准”。


 


直到现在,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,在我中考前夕,郑老师从城里蹬着自行车,行程两个半小时,来到当时我在郊区的家。他和我爸爸妈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,希望他们能让我报考外语学校,将来考取外语学院。他说:“这孩子发音很准,声音又好,将来可以做英语播音员。”或许,“英语播音员”对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来说,遥远得难以置信。当时,一家五口,70几元的生活费,也让父母无法承受外语学校每月20几元的费用。郑老师的努力没有成功,我为此哭了好几天,终以全校总分第二,女生第一的优异成绩,按照父母的意愿,进了师范学校。


 


在师范学校的日子里,起初我并不开心。师范学校不开英语课,我便每天抱着收音机听英文广播,看当时为数不多的英文小说。每到周末,别的同学都回家了,我常常住在学校,为的是第二天乘车去郑老师兼课的一个成人学校,听他用英文讲圣经故事。


每次听课后,郑老师总是推着自行车陪我走到车站。有时,谈到感兴趣的话题,他就陪我在路边的公园坐一会儿。那时,他总是说,其实我很适合做教师。有一段时间,他还介绍我给语言学家张致公先生的孙女做英语家教,帮我寻找做老师的感觉。


 


有人说,母爱是伟大的,为了儿女,宁愿受尽苦难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种爱,不求回报,不计得失,跨越时空,普施众生,那便是“师爱”。“母爱”尚且要“养儿防老”,而“师爱”除了付出,别无所求。或许,这付出,便是为师者的幸福;这付出,便是为师者崇高的使命。他们的精力与智慧在这付出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的那种快乐,便是他们毕生的追求。从郑学才老师的身上,我感受到了这种爱,在走上讲台的十几年时光里,从他的身上,我也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教师,怎样才能做一名真正的教师。


 


郑老师是个孤儿,从小在洋人的孤儿院里长大,在香港读完了大学。解放后,他满怀报国热情回到大陆教书。后被认为是“带着任务回来的特务”,几经审查,又被打成右派,受尽屈辱,身体也被搞垮了,得了严重的肝病。1978年落实政策以后,他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,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,还应当年老同学之邀,赴美国的大学讲学。


在刚刚退休的那段日子,他的家里挤满了求他帮助辅导的高三学生,有时,我去看望他,要等好久才能见他一面。每次见到我,他总要留我吃饭,好多一些时间和我聊天。记得在他病重的日子里,还多次对我说,他很想学电脑,只是眼睛看不清楚了。他还想学习上网,发Email,因为寄一封信到美国要十几天,而Email只需几秒钟。有时,为了给美国的朋友寄信,他会把信寄给我,再由我转发一份Email


长期的肝病最终使他不能外出了,只能在室中移步。三年未出家门的他,一直惦记着我。每次去看他,他都握着我的手,颤颤微微地用英文和我讲话。一次,他把两本发黄的英汉辞典送给我,说自己留着它已经没用了,或许对我还有用场。那一次,我哭了。我和爱人一起抱着他走下楼梯,坐进我们新买的骄车里,想让他看看变化了的北京城。但没多久,他便累了,睡着了。师母说,他该休息了。


 


记得在初为人师的日子里,郑老师曾对我约法三章,那是连父母也不曾管的事。第一,继续读书,勤工俭学上大学;第二,23岁前不许搞对象;第三,补习英语,出国深造。前两条我都做到了,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,终究做了语文老师,与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,最终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对我的第三个期盼。如果半年也算得上“留学”的话,2001年,在郑老师去世以后的那一年,我终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。


那一年,我终有机会赴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学习语言,在半年的留学生活中,每当与外国友人无障碍勾通,我都会想起恩师郑学才先生对我的培养。至今,他写给我的一封封英文信件,还与他翻译的《圣经故事》一起,被我珍藏着。


 


又一个教师节要来临了,秋天,是思念的日子。我知道,每当这一天,他在天堂里都会收到很多百合花,愿这篇拙劣的小文伴着百合的幽香,一起飘落他的身旁,他的微笑定如这25年前的老照片上的一样,幸福、慈祥,流入人们的心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