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样一位教研员

有这样一位教研员


——献给我的指导老师刘炳鑫先生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市崇文教育研修学院  吴琳


 


每当看到这张十几年前的老照片,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:刘炳鑫老师手扶护栏,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楼梯,脸上永远挂着慈爱的笑容。


或许,退休后远居澳洲的他早已记不得我的名字了,因为没有人能数得清被他指导过的青年教师有多少。然而,他却像一盏灯,多年来,一直照在我的心里,从来不曾熄灭过。以至于如今,我也成为一名教研员时,这盏灯都会在心里时刻提醒着我:做一颗铺路石,为更多的青年教师创造成长的机会,帮助他们走向成功。




 


1986年,21岁的我被学区推荐,参加北京市朝阳区中青年教师语文课堂教学大赛,执教《看月食》。那次比赛要求上三课时,讲完一课书。在20几名选手长达一个星期的角逐中,我终获一等奖,是7名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
现在想想,那个一等奖,不过是凭着年轻和天赋,在老教师的指导下一遍遍演练、模仿的结果。至于对教材的理解和教学方法的把握,根本没有多少自己的想法。然而,我刚刚走下讲台,一位胖胖的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就走到我身边,一边说“真不错”,一边问我能不能每周参加一次中心教研组活动。当时,我根本不知道“中心教研组”是什么,只见我的校长跑过来对老教师笑脸相迎,连说“没问题,没问题。”还慎怪地对我说:“还不快谢谢刘老师,这是咱们区里的教研员,语文教学专家!”我恭敬地谢过刘老师,也便从那天开始,我成了刘炳鑫老师中心教研组的一名成员。


“中心教研组”是一个负责指导和组织全区教研活动的备课组,由教研员在全区200多所学校里选拔出的骨干教师组成,这些骨干教师也称兼职教研员。最初,刘炳鑫老师对我说:“你现在作兼职教研员还不够格,就在组里旁听,想发言的时候也可以发言。”


那时,我在首都机场第一小学任教,这所民航子弟小学在行政上属朝阳区管辖,但地域已属京郊顺义县。从学校到市区参加一次教研活动,乘公交车往返要5个多小时。那时,每星期半天的中心教研组活动,成了我一周工作中一件最重要的事。


然而,每次活动归来,我都如获至宝般地反复咀嚼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。并现学现卖到自己的课堂里去。而后,再带着新的问题和困惑,欣然期待着下一次活动。


 


坐在通往市区的长途汽车上,透过车窗,可以看到绿色走廊般的机场路,两边是深深的白桦林。春天,林边俏皮的迎春花总是最先探出头来,向人们报告春天的信息。仲夏的槐香,深秋的红叶,隆冬的瑞雪,以及林中一群群翘着长长尾巴的喜鹊,都像一幅没有尽头的伸向远方的画,陪伴着我赶路的寂寞,也记录着我美丽的教育梦想。


在中心教研组里,我结识了几位朝阳区优秀的语文教师。他们对教材深度的挖掘,对某个教学环节的反复推敲、研磨,都是我从来不曾领略的。我渐渐明白,当好一个语文教师,上好一堂语文课,绝没有那么简单。除了“热爱”,更要有深厚的知识修养、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教学经验。


每当回想起在中心教研组见习的那段日子,我都从内心深处感激刘炳鑫老师。他把我领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百花园,隔着绕满牵牛花的藩篱,让我看到了花园中璀璨的花影,闻到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花香。也就从那时起,我便梦想有一天,自己也能走进去,为这花园增添一抹绚丽的亮色。


 


记得我第一次承担区级研究课,刘炳鑫老师从市区赶到机场一小听我试教,帮助我一遍遍调整教案。至今仍记得,我执教《林海》一课,课文中有“云横秦岭”一句,我设计了随手画出简笔画的教学环节,帮助学生体会“大兴岭的温柔”。刘老师却不急于评价,而是让我查阅“云横秦岭”一句的出处和老舍先生创作《林海》的时代背景。后来,我查阅了大量资料,知道“云横秦岭”出自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一诗,原句是“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”是韩愈被贬潮州,走到蓝关时写的。表达了韩愈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的壮志豪情,也陈述了自己因为忠心耿耿而获罪的沉郁。而老舍先生创作《林海》时值五十年代初,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不久,当时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期望,正使他兴奋不已,创作热情高涨,满怀激情地表达对“今天”的热爱与歌颂。眼中的景色与心中的激情融为一体,流泻于老舍先生的笔端。在对这些背景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,再读《林海》,再去体会“大兴安岭的温柔”,果然透过美景感受到了作者一种内心的喜悦。对教材的理解,也有了深度。


在刘老师的指点下,我学习着备课,学习着咀嚼教材、品味语言,渐渐对语文有了感觉,课也越上越成熟。


后来,我在区里承担的各种教学研究课越来越多,刘老师也频繁地到我的学校听课指导。那天,我从三楼教室到底楼的办公室,在楼梯上正巧遇到刘老师。只见他扶着栏杆,一步一挪,艰难地移着步子,我惊讶地奔下去扶他,才知他中风未愈,此次是专程来听我的“随堂课”。


那天,我上的是《草地夜行》,在讲到老红军身陷泥潭,却用肩膀猛地一“顶”,把背上的小红军“甩”到安全地带,自己却“没了顶”时,我哽咽了,孩子们也落泪了。一起听课的校长、主任在课后都说我上得太投入了,望着一脸欣慰笑容的刘老师,我知道,自己更是触景生情,为刘老师对我的关爱深深地感动了。


1990年,我代表朝阳区参加北京市青年教师阅读课教学竞赛,执教《穷人》。刘老师拖着已半身不随的身体,一次次乘车来到机场一小,和我一起备课,听试讲。那次比赛,我得了优秀奖(一等奖),也因此获得朝阳区百名优秀青年教师、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。并于1991年成为北京市首批语文骨干教师,被选送到市里参加学习。


如今,每当看到那些尘封的获奖证书,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刘老师步履蹒跚的身影和写满慈爱的笑容。熟悉刘老师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极其低调,极其平和的人。他对青年教师说话,从来都是和声细语,笑容可掬。就是指出错误,也让你听起来心悦诚服。听他评课,你总能找到一大堆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优点,经他一说,立刻让你信心十足、干劲倍增。他也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,敏锐的课感,能够准确捕捉到你的不足,并在你困惑之处,妙手点拨,令你拨云见日,豁然开朗。尽管经他培养出的青年教师有不少成为市、区骨干,他自己却从来不讲。


一轮毕业班教过,我转教高年级,而刘老师担任中年级教研工作。那时,我已成为一名正式的兼职教研员,却一直未能再与刘老师同在一个中心教研组,未能再得到刘老师手把手的帮助和指导。


 


时光荏苒,刘老师退休了。最后一次见到他,是去首都机场送他女儿一家去澳洲定居。那天,我请家长朋友帮忙,为他们办好了一切出关手续。交谈中,我感到刘老师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因退休而失落,他心静如水,对一切功名利碌看得都很淡泊,老年生活过得幸福、平静。


后来,刘老师和夫人也去澳洲定居了,住在墨尔本。2001年我在布里斯班短期留学,未能联络到他,失去了一次异国相见的机会。


澳大利亚湿润的空气、温暖的阳光和随处可见的满目的绿色,或许更有利于他的健康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业务的进步,我越来越多地想到刘炳鑫老师,想到他对我的帮助。在我的幻画中,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:


刘老师坐着轮椅,在一片葱茏的草地上,正闭目养神,享受着温暖的阳光。慈爱的笑容仍写在他的脸上。在那深深的笑靥中,或许有一丝是对我的回忆吧?愿我的每一份努力都成为他的荣耀,化作缕缕的祝福,飞落大洋彼岸,飞到他的身边。


 

永远的郑学才老师

永远的郑学才老师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献给我的英文教师郑学才先生


 


北京市崇文区教育研修学院  吴琳


 


200093日,北京小庄医院,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告别室,郑老师安详地躺在那里,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。


告别仪式极其简朴,我献上的那篮插满白色百合与黄色玫瑰的花篮,就安放在他的身旁,成了他带走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。百合的幽香萦绕着他仅剩60斤重的小小的躯体,花篮中那一枝火红的天堂鸟,就像他不朽的灵魂,展开翅膀,即将飞到另一个世界去。


由于郑老师年事已高,退休已十年有余,身边早没有了被高考学生包围的那种门庭若市的热闹。抑或是年迈的师母不想惊动更多的人,尽管郑老师一生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,可在送别的20几人中,我却是唯一的一个。


郑老师信奉天主教,前来送行的大都是他的教友。人们一个个从他的遗体旁走过,在胸前划着十字,灵堂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。想到再也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声音,再也收不到他寄来的用英文写给我的信,想到20多年来他对我时时刻刻的关怀与期盼,想到早上出门时,爸爸妈妈老泪纵横地对我说“替我们给郑老师多烧几张纸……”我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,丢掉所有的矜持与风度,奔到他的灵柩前泣不成声。他睡得太沉了,但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,知道他的学生——20年前只教过她一年英文,却影响了她的一生的学生,来为他送行了。


“这些百合花是您最喜欢的,本想在教师节送给您的……每年您都等着我。还有一个星期,为什么您就走了?学生迟了……”在他的灵前,我记不得自己还说了些什么话。


 


1977年冬,我随父母从“三线”回到北京,在市郊的一所农村中学读书。当时,在这所中学任教的老师,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住城里或外省的“右派”。他们个个学富五车,才华横溢。由于交通不便,他们中的很多人平时就住在学校里。郑学才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
郑老师50来岁,是我们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。他身材矮小,面色黝黑,一口流利的英文,说中国话时略带一点湖南口音。


记得他教我们的第一句英语是“Good morning , teacher!”(老师,早上好)。当时,很多同学记不住发音,就用中国字在书上作标注。一个同学在“Good morning”下面写了“狗头猫眼”四个字,被郑老师发现了。他先是愁眉苦脸地对大家说:“难道我是这个样子吗?”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。接着他讲了很多用汉字标注读音的坏处,随后,他教我们认识国际音标,用国际音标来准确拼读单词。当时的教材里面并没有国际音标,全是郑老师自己补充的。那以后,每周两节英语课,他都会教我们认识一些音标。不久,我们就可以在英汉辞典的帮助下,自己读好一篇课文了。


与郑老师的进一步交往是从我担任英语课代表开始的。


我从小对语言有种天生的敏感。听妈妈说,一岁半的时候我就能背诵毛主席的诗《咏梅》,而很多同龄的小朋友还不会开口说话呢。我喜欢读课外书,多次摘取学校朗诵比赛、作文比赛的桂冠,是学校广播站的女声播音员。长长的一篇英语课文,我也能一字不错地、一口气读下来。初一年级有8个班,一天早上,郑老师带着我,到每个班走了一趟,让我把最难读的一篇课文读给同学们听。那时,我心里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与激动,对学习英语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那以后不久,便被同学们选为英语课代表。


一天,郑老师告诉我,如果愿意,我可以参加他的课外学习小组,每天早上提前40分钟到校。


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,每天一大早起床,步行两里路赶到学校,天还黑着。而郑老师的宿舍已经亮了灯,他已早早等在那里了。学习小组共8人,都是各班的英语课代表。郑老师要给我们吃点“小锅饭”。他教我们学习《广播英语初级班》教材,先让我们根据音标,把新单词自己拼读一遍,再从语音到语法详尽地讲解,甚至让我们一句一句地跟着他读课文。


那时,少年不经世事的我,从来没有想过郑老师为什么要那样做。甚至20几年后,和父母回忆起那段往事,他们也弄不明白。因为当时,我们没给学校多交过一分钱,甚至连一颗糖果也不曾给郑老师送过。


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。那一年,随着国家恢复高考,城市里开办重点中学,“右派”老师被“摘掉了帽子”,纷纷调离这所农村学校。仅一个学期,学校里人走楼空,英语课也被迫取消了。因为郑老师被调到一所重点学校——日坛中学,担任高中英语教研组长。


那以后,在学生时代,我便再没有上过英语课了。然而,我深感庆幸的是,在与郑老师相处的短短的一年里,他却给了我受用一生的自学能力,我因此得以跟着广播电台,读完了《广播英语中级班》直至高级班的所有课程。


在没有英语课的日子里,维系我自学的力量,便是郑老师每周一封必来的信。那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,随着我学习水平的提高,他不断增加信的难度。有时,为了读懂他的信,我不得不去翻字典。他也要求我用英文回他的信。我的每一封信他都用红笔详细地批改过再寄还给我。有时,信中还加着一张日坛中学的考试卷,他限我在指定时间做好后再寄还给他,并像报纸上举办作品大赛那样,注明“以邮戳为准”。


 


直到现在,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,在我中考前夕,郑老师从城里蹬着自行车,行程两个半小时,来到当时我在郊区的家。他和我爸爸妈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,希望他们能让我报考外语学校,将来考取外语学院。他说:“这孩子发音很准,声音又好,将来可以做英语播音员。”或许,“英语播音员”对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来说,遥远得难以置信。当时,一家五口,70几元的生活费,也让父母无法承受外语学校每月20几元的费用。郑老师的努力没有成功,我为此哭了好几天,终以全校总分第二,女生第一的优异成绩,按照父母的意愿,进了师范学校。


 


在师范学校的日子里,起初我并不开心。师范学校不开英语课,我便每天抱着收音机听英文广播,看当时为数不多的英文小说。每到周末,别的同学都回家了,我常常住在学校,为的是第二天乘车去郑老师兼课的一个成人学校,听他用英文讲圣经故事。


每次听课后,郑老师总是推着自行车陪我走到车站。有时,谈到感兴趣的话题,他就陪我在路边的公园坐一会儿。那时,他总是说,其实我很适合做教师。有一段时间,他还介绍我给语言学家张致公先生的孙女做英语家教,帮我寻找做老师的感觉。


 


有人说,母爱是伟大的,为了儿女,宁愿受尽苦难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种爱,不求回报,不计得失,跨越时空,普施众生,那便是“师爱”。“母爱”尚且要“养儿防老”,而“师爱”除了付出,别无所求。或许,这付出,便是为师者的幸福;这付出,便是为师者崇高的使命。他们的精力与智慧在这付出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的那种快乐,便是他们毕生的追求。从郑学才老师的身上,我感受到了这种爱,在走上讲台的十几年时光里,从他的身上,我也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教师,怎样才能做一名真正的教师。


 


郑老师是个孤儿,从小在洋人的孤儿院里长大,在香港读完了大学。解放后,他满怀报国热情回到大陆教书。后被认为是“带着任务回来的特务”,几经审查,又被打成右派,受尽屈辱,身体也被搞垮了,得了严重的肝病。1978年落实政策以后,他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,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,还应当年老同学之邀,赴美国的大学讲学。


在刚刚退休的那段日子,他的家里挤满了求他帮助辅导的高三学生,有时,我去看望他,要等好久才能见他一面。每次见到我,他总要留我吃饭,好多一些时间和我聊天。记得在他病重的日子里,还多次对我说,他很想学电脑,只是眼睛看不清楚了。他还想学习上网,发Email,因为寄一封信到美国要十几天,而Email只需几秒钟。有时,为了给美国的朋友寄信,他会把信寄给我,再由我转发一份Email


长期的肝病最终使他不能外出了,只能在室中移步。三年未出家门的他,一直惦记着我。每次去看他,他都握着我的手,颤颤微微地用英文和我讲话。一次,他把两本发黄的英汉辞典送给我,说自己留着它已经没用了,或许对我还有用场。那一次,我哭了。我和爱人一起抱着他走下楼梯,坐进我们新买的骄车里,想让他看看变化了的北京城。但没多久,他便累了,睡着了。师母说,他该休息了。


 


记得在初为人师的日子里,郑老师曾对我约法三章,那是连父母也不曾管的事。第一,继续读书,勤工俭学上大学;第二,23岁前不许搞对象;第三,补习英语,出国深造。前两条我都做到了,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,终究做了语文老师,与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,最终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对我的第三个期盼。如果半年也算得上“留学”的话,2001年,在郑老师去世以后的那一年,我终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。


那一年,我终有机会赴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学习语言,在半年的留学生活中,每当与外国友人无障碍勾通,我都会想起恩师郑学才先生对我的培养。至今,他写给我的一封封英文信件,还与他翻译的《圣经故事》一起,被我珍藏着。


 


又一个教师节要来临了,秋天,是思念的日子。我知道,每当这一天,他在天堂里都会收到很多百合花,愿这篇拙劣的小文伴着百合的幽香,一起飘落他的身旁,他的微笑定如这25年前的老照片上的一样,幸福、慈祥,流入人们的心田。

不眠之夜

不眠之夜


北京崇文教育研修学院 


 


至今,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几条短信,每当读到它,一张饱经苍桑却笑容可掬的面庞便浮现在我的眼前,那样亲切、平易、顽强、豪迈,让你油然而生敬意。他就是一只粉笔驰骋大江南北的著名小学语文教育家支玉恒老师!2005114日晚上,他发给我的这几条短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,陪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。


 


发信人:支玉恒


发送于:01/14/2005-20:40


明天上午我要做一个手术,心脏搭桥。希望不久之后能再见。


 


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,我正驾车行驶在北京的四环路上。虽然月光如水,我的心却不能平静。打开应急指示灯,我把车子停在路边,给支老师回复了一条短信:您要坚强,支老师,我在千里之外为您祈福。


几分钟后,支老师又发来一条短信,是一首诗。


 


发信人:支玉恒


发送于:01/14/2005-20:52


廿年风雨未知秋,小疾奈何老黄牛?不日轻装重挽骥,扶妻携子信天游!上帝都讨厌我这个人,我想去他也不要我。请放心。


 


毕竟已过花甲之年,支老师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手术吗?我不禁想起与支老同龄的家父,在做心脏支架手术时,痛苦不堪的样子,而“支架”远不及“搭桥”危险和恐怖。我清楚地记得医生向我介绍心血管“搭桥”手术的情景,只听一听,就会让人不寒而栗。支老师一定不知道这个手术是怎样一个过程,家人一定不会告诉他……这样想着,我又一次停下来,模仿支老师的短信,做了一首蹩脚的“诗”,想逗他开心:万家灯火不夜天,无心驾车泊花间,试与支老共一曲,笑看老牛卧枕边。


或许支老师累了吧,他暂时没有回复我的短信。


重新驾车上路,我的心情却很沉重。不知为什么,支老师洋溢在课堂里的音容笑貌,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曾经为一睹为快,我购买了支老师30几节观摩课光碟,如品佳珍,爱不释手。他幽默、诙谐、炉火纯青的教育艺术,深深令人折服。这一次,但愿老天有眼,能让支老师度此难关。


回到家里,我怎么也睡不着,一直惦记着即将经受生死考验的支老师。或许,支老师在千里之外感应到了我的不安,一声格外响亮的短信声划破夜晚的宁静。


 


发信人:支玉恒


发送于:01/14/2005-21:52


开胸撬骨,心怀更加敞亮;体外循环,品尝另类风情;心搏停止,暂且休息片刻;割管搭桥,无非引线穿针!上天如若唤我,全麻中不觉而去,也算潇洒走一回。


 


我的眼睛模糊了,原来支老师对手术的细节了如指掌,但在死神面前,他却能如此乐观、洒脱,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境界啊!在支老师的感染下,我也成了“诗人”,用他上过的公开课的课题,编了一条短信,送给了这位可敬的老人:一觉醒来,改版《第一场雪》;胸有《心桥》,再绎《给予快乐》;支老不老,重塑《伟大友谊》;小语后生,共念《难忘启蒙》!


支老师没有再回复,想必他一定含笑睡着了。


第二天晚上,从支老家人那里得知,手术很成功,只是原计划搭三座桥,手术中发现一个新病灶,结果搭了四座桥。